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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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扬卡广场上有关苏联镇压的纪念碑。该纪念碑由人权组织纪念碑组织（英语：Memorial (society)）1990年在苏联为纪念40,000多名“恐怖之年”期间在莫斯科被射杀的无辜的人而立。
苏联解体后，从苏联档案查询成为可能，包含了斯大林统治下出于政治或刑事犯罪处决大约800,000名囚犯的官方记录、古拉格中约170万人的死亡及富農强制迁移过程中390,000人的死亡——总计有約300万官方记录的牺牲者。[56]
由斯大林的统治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在苏联及共产主义的研究（英语：Soviet and Communist studies）学者间起了激烈争论。[57][58]發表的结果随着估计的时间、标准及估算的方法而变化。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对苏联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分開來做估计，对斯大林主义时期牺牲者的估计从800万到6100万不等。[59][60][61]一些学者当中，斯大林传记作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及耶鲁“共产主义记录”系列的负责人乔纳森·布伦特（英语：Jonathan Brent）提出约有2000万人的死亡。[62][63][64][65][66][67][68]羅伯特·康奎斯特在他的书《大恐怖（英语：The Great Terror）》最新一版（2007年）估计尽管准确的人数永远无法确定，苏联共产主义领导人对至少1500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69]
根据史蒂芬·惠特克罗夫特（英语：Stephen Wheatcroft），斯大林的统治可被指控造成上百万人的“故意死亡”，即使由政权的“玩忽职守”及“残酷”造成的死亡數字明顯更高，甚至超过希特勒。[4]惠特克罗夫特排除了所有死於饑荒的人是“有意的死亡”，并声称那些確實符合的較接近於“处死”而不是“谋杀”的分类。[4]然而，斯大林时期的一些行动，除了間接促進乌克兰大饥荒之外，还有去富農化及针对少数民族的目标行动（英语：Polish operation of the NKVD），可被视为种族灭绝，
[70]
[71]至少是在寬鬆定義上。[72]
种族清洗学者亚当·琼斯（英语：Adam Jones (Canadian scholar)）声称“人类经历的记录中很少有暴行可與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政权後，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转向較為约束且很大程度上不是那麼殘忍的國內政策之間引發的暴行相比。”他指出红色高棉（相对而言）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绝对而言）是其中的例外。[73]
红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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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红色恐怖、去哥萨克化和列宁手令
俄国内战期间，双方都作出过恐怖活动（红色和白色恐怖（英语：White Terror (Russia)））。红色恐怖通过政治警察契卡将数以万计的“阶级敌人”就地正法。[74][侵犯版权?][冊数／期数请求][75][76][77]當中许多牺牲者是被围捕的“资产阶级人质”後被其就地正法以报复任何所谓的反革命挑衅。[78]许多人在镇压反抗中处死，像是喀琅施塔得起义和坦波夫起义。唐纳德·雷菲尔德（英语：Donald Rayfield）教授声称“仅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之后的镇压就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处决。”[79]不少东正教牧师也被杀死。[80][81]
尼古拉斯·魏斯（英语：Nicolas Werth）指，去哥萨克化政策其實是苏联领导人對“排除、消灭并驱逐整个地区的人口”的嘗試。[82]在1919年的前几个月，10,000到12,000名哥萨克被处死[83][84]，而且更多的人被驅逐，在他們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後。[85]
大清洗（叶若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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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大清洗
斯大林试图巩固自己作为苏联领导人的地位，导致对各类人拘留和执行死刑的數字劇增，1937–38年达到高潮（这段时期有时被称作叶若夫时期），并且一直持续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其中有约700,000人从脑后枪决，[86]其他人在“调查拘禁”的拷打中[87]以及在古拉格中因为饥饿、疾病、暴露和过度劳累死去。[88]
逮捕行动通常根据反革命法实施，其中包括未报告叛逆行为，以及1937年修正案中未履行指定职责的行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GUGB NKVD）在1936年10月到1938年11月的调查行动中至少有1,710,000人被捕，并有724,000人被处决。[89]
1943年6月的乌克兰文尼察，1937–38年间的万人坑（英语：Mass graves in the Soviet Union）被揭开，并有上百具尸体被挖出以讓家属辨认。[90]
至于对神职人员的迫害，迈克尔·埃尔曼（英语：Michael Ellman）称“……1937–38年亦曾打击俄国正教会及其他宗教的神父（Binner & Junge 2004）或许同样也能当作是灭绝”。[72]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引用教会的文件估计超过100,000名牧师、修士和修女在此期间被处死。[91]
前“富农”和他们的家庭构成了死难者的大多数，有669,929人被捕，并有376,202人被处死。[92]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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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内行动
1930年代，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国内掀起了一系列的行动，针对一些有反革命活动嫌疑的“国家特遣队”。[72]总共有350,000人被捕，并有247,157人被处死。[93]其中波兰人行动（英语：Polish operation of the NKVD）针对已不存在的波兰军事组织，其逮捕和處死的人數似乎是最高的，有140,000人被捕，并有111,000人被处死。[72]即使这些行动按照联合国公約可以定为种族灭绝，[72]或按蒙蒂菲奥里定为“小规模种族灭绝”，[93]对这些事件还是没有权威的法律裁定。[72]
蒙古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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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蒙古的斯大林主义镇压
1937年夏秋两季，约瑟夫·斯大林安排NKVD特工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協助霍爾洛·喬巴山策划了蒙古大清洗，[94]其中有22,000[95]到35,000[96]人被处死。大约18,000名牺牲者是喇嘛。[95]
苏联在二战期间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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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卡廷大屠杀和苏联战争罪行
1939年9月，随着蘇聯入侵波蘭，内务人民委员会特遣部队开始在占领区清除“苏联的敌对分子”。[97]内务人民委员会有组织地实施拷打，常常造成死亡。[98][99]
最臭名昭著的屠杀发生在1940年春，当时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卡廷大屠杀中处死了21,857名波兰军事组织成员和思想领袖。[100][101][102]根据波兰国家回忆研究所資料，150,000名波兰公民死于苏联在战争期间的镇压。[103][104]
主教座堂山上爱沙尼亚政府大楼墙上的纪念牌，纪念共产主义恐怖政策中死去的政府官员
处决行动也发生在佔領波羅的海國家的行动后，[105]而且在巴巴羅薩行動的初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和红军部队在从轴心国的进攻中撤出之前屠杀了上万名囚犯和政治对手（英语：NKVD massacres of prisoners）。[106]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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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于1949年在中国建立政权。鉴于苏联的经验，毛泽东认为如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暴力是必須的，并且要大规模地策劃和使用暴力。[107][108]历史学界的共识是：在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其政策和政治迫害造成数千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亡。[109][110]
土改和镇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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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土改時期农民正在对地主进行批斗。
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毛泽东时期第一次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根据1948年官方发布的资料，毛泽东构想“十分之一的农民”（大约五千萬）“会被打倒”以促进土改。[108]实际土改中被杀的人数据称会更低，但至少有一百万。[107][111]
镇反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前中国国民党官员和被怀疑不忠的知识分子。[112]至少712,000人被处决，1,290,000人被投进劳改营，并有1,200,000人“处以长期的思想改造”。[113]
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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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运动将大批人打成“右派”，成为“阶级敌人”，人数在55万到300万人之间。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114]
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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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大跃进
本杰明·瓦伦蒂诺（英语：Benjamin Valentino）称大跃进是中国大饥荒的原因之一，而且饥荒的始作俑者被转移到政权的敌人身上。[115]那些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黑五類”（宗教领袖、右派、富农等）的人死亡人数最多，由于他们在食物配给中获得了最低的次序。[115]历史学家冯客在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写道“胁迫、恐吓、系统性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基礎”，而且“促動了人类历史上其中一場最致命的大屠杀。”[116]他对中国省级和地方级档案的研究指出死亡人数至少有四千五百萬，而且“很多情况下中國共產党对國民餓死並死去非常清楚”。[117]冯客估计这一时期至少二百五十萬人被草率地杀死或被折磨致死。[118]很多地方，如河南、安徽出現吃人肉的現象。[119]
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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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至1965年期间发生的四清运动仅仅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然而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114]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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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文化大革命
汉学家马若德和沈迈克估计僅中國農村地區死於文革暴力的人數在七十五萬到一百五十萬之間。[120]毛泽东的红卫兵被授予自由行使侮辱和杀死革命敌人的权力。[121]例如，1966年8月，北京西部就有100多名教师被他们的学生批鬥致死。[122]1967年夏，湖南道縣的三十六個人民公社在兩個月內，掌權的中共武裝人員與貧農殺害了四千五百名富農、地主及其子女親屬。[123]廣西不但把「專政對象」殺死，還把他們吃掉。[124]
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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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六四事件和六四清场
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邓小平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人士行使武力，即清场行动。由於中国官方拒绝提供更多事件资料，导致数据模糊且出现多种版本，死亡人数无从考证。据当事人表示，军方驾驶坦克对人群进行扫射和碾压。
镇压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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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对法轮功的镇压和对中国共产党摘取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的指控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创立的气功修炼團體。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共政府于1999年7月20日发起鎮壓法轮功的运动。[125]早期，法轮功曾一度被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吸收，胡耀邦「三不政策」认为对气功（包括法轮功）虽不鼓励也不应批评。实际上官媒一度正面報導、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也表示过支持过法轮功。199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下令设置机構610辦公室，[126]調動了國家官方媒體、司法、警察、軍隊、教育系統和事業機構，[127]並通過電視、報紙、廣播和（此后的）互聯網的大規模宣傳及大规模管控以推動相关政策。[128]有分析称存在系統性酷刑[129][130]、非法拘禁、強迫勞動、活摘器官[131]和濫用精神病醫療措施，藉以迫使修煉者宣布放棄對法輪功的信仰。[125]第一位獲准入中國調查的聯合國酷刑問題特派專員曼弗瑞德·諾瓦克報告指出，酷刑在中國普遍存在，66％受害者是法轮功學員。[132]
新疆种族灭绝及危害人类罪行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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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新疆种族灭绝指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建设新疆教培中心。人权观察人士及专家指控「新疆再教育营中存在種族滅絕」。有報道指再教育營內部條件惡劣[133][134][135][136][137]，部分被關人員時常經歷被虐待、洗腦、強迫勞動等[138][135][139][140][141]，甚至死亡[142][143]。还有媒體报道再教育營中存在語言及文化清洗[144]、強制分離孩童父母[145][146]和強制絕育[147][148]等侵犯人權的行爲。
2022年8月31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发布《新疆人权报告》，指中国以反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为名严重侵犯新疆维吾尔族和穆斯林的人权。报告称在新疆发现一系列人权受到不当限制的情况，中国政府的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149]。
柬埔寨（民主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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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红色高棉大屠杀
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牺牲者的头颅
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海伦·费因强调，即使柬埔寨领导人宣称坚持农业共产主义教条的外国版，红色高棉政权排外的意识形态反映出了更多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现象。[150]戈德哈根解释称红色高棉之所以排外是因为他们相信高棉人是“能够建立真正共产主义的人”。[151]社会学家马丁·肖（英语：Martin Shaw (sociologist)）描述柬埔寨的种族灭绝是“冷战时期最純粹的种族灭绝”。[152]
殺戮戰場是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统治下大片埋葬大量被杀的人的地方，在1975到1979年的这段统治期间，緊接著越南战争结束后。至少200,000人被红色高棉处死，[153]至於对红色高棉的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包括疾病和饥饿，占据约700万人口中的140万到220万的范围。[154]
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因为战争和混乱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后果经历了严重的困难。根据迈克尔·维克里（英语：Michael Vickery），在人口7百万的柬埔寨有740,800人因为饥饿、过度劳累和政治迫害而死。[155]其他估计提出人数大约170万并被耶鲁大学的「柬埔寨種族滅絕研究計畫」描述成“上个世纪人类最严重的惨剧”。[156]
柬埔寨档案中心研究员克雷格·艾奇生（Craig Etcheson）提出死亡人数在200万到250万之间，“最接近”的估计有220万。经过5年对20,000多座墓地的研究，他总结“这些大规模墓地埋葬了1,112,829名牺牲者”。[155]
斯蒂芬·罗斯菲尔德声称民主柬埔寨按人均计算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中最极端的，首要原因是“缺乏切实可行的生产力核心”并且“未能对大规模杀戮设定界限”。[157]
1997年柬埔寨政府要求联合国协助开设屠杀审判庭。[158][159][160]在2007年7月18日的起诉，向调查法官提出了5名嫌疑人的名字。[158]2007年9月19日，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及其幸存的最高级成员农谢被判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但没有判种族灭绝罪，他会在种族清洗的特别裁决中面对柬埔寨和外国法官。[161]
柬埔寨琼邑克，有婴儿曾被砸死在杀戮之树（英语：Chankiri Tree）上。[16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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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屠杀同样发生在越南、[163]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64]和罗马尼亚。[165]据推测保加利亚和东德也发生过大规模屠杀（規模較小），即使档案的缺失阻止了明确的判断这些事件的規模及行凶者的动机。[166]
根据本杰明·瓦伦蒂诺（英语：Benjamin Valentino），多数自称共产主义的政权没有犯下大规模屠杀的罪行。[2]然而，一些大规模屠杀或许还是发生在一些东欧国家，即使没有足够的档案来对规模、意图和事件起因做出明确的判断。[167]
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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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
根据本杰明·瓦伦蒂诺，可取得的证据显示50,000到100,000之间的人可能从1944年开始的部分农业集体化和政治迫害中死在保加利亚，即使档案不足以做出明确的判断。[166]Dinyu Sharlanov在他的书《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史》中说大约31,000人在1944到1989年的统治中被杀。[168][169]
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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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根据瓦伦蒂诺，80,000到100,000之间的人可能在1945年开始的一部分苏联的政治迫害中死在了东德。[166]
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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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根据瓦伦蒂诺，60,000到300,000之间的人可能在1945年开始的部分农业集体化和政治迫害中死在了罗马尼亚。[16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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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根据鲁道夫·拉梅尔，从1948到1987年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强制劳动、处决和集中营造成超过一百万人死亡；[170]其他人估计有400,000人是死于集中营。[171]李古樂（英语：Pierre Rigoulot）估计100,000人被处死，150万死于集中营和强制劳动，500,000死于饥荒，130万死于朝鲜战争。[172]基于最近的朝鲜人口普查的估计表明240,000到420,000人的死亡是由于1990年代的饥荒造成的，而且1993到2008年朝鲜有600,000到850,000人非正常死亡。[173]有指造成多达一百万人死亡的饥荒，被認为是朝鲜政府的经济政策所导致，[174]而且被视为有意的“恐怖饥饿”。[175]2009年，斯蒂芬·罗斯菲尔德称红色大屠杀“仍然存在于朝鲜”作为金正日“拒绝放弃大规模屠杀”的结果。[176]
越南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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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越南民主共和国
在1950年代初，胡志明政府发起土地改革运动，按照斯蒂芬·罗斯菲尔德，是“以消灭阶级敌人为目标”。[177]牺牲者被以任意方式处置，伴随着4-5%的定额。[178]刑讯逼供在當時被广泛使用。[178]据估计50,000[178]到172,000[177]人死在反对富农和地主的运动中。罗斯菲尔德指出存在更高的人数估计，在200,000到900,000的范围内，其中包括被处死的越南国民党员。[177]
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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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红色恐怖 (埃塞俄比亚)
國際特赦組織估计共有50万人在1977到1978年的红色恐怖中被杀。[179][180][181]红色恐怖中成群的人被赶进教堂并被烧死，而且女性被士兵有系統强奸。[182]拯救儿童基金会（英语：Save the Children Fund）报告红色恐怖的牺牲者不仅包括成年人，还有1,000多名儿童，多数年龄在11到13岁之间，尸体被扔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街道上。[179]據稱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自己亲手杀死了政治对手。[183]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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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红色恐怖 (匈牙利)、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恐怖之屋
在1919年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间庫恩·貝拉利用「列寧少年隊」（Lenin Boys）犯下罪行打击政治对手。二战后，国家保安局维持着集中营并犯下了大规模种族灭绝。